高端对话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后疫情时代，浙商的挑战与机遇
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 2020/10/30
面对考验，谁是从容应对者，又将如何应对？重启增长，谁是新的跋涉者，他们将走出怎样的道路？《浙商》杂志推出年度大型高端对话，寻找未来的答案，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今转载至此号与家具企业共分享。
" 企业家永远不会浪费危机的机会。"
作为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当代中国经济”特聘教授张军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领域的研究享有声誉。他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等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日前，《浙商》年度大型高端访谈栏目有幸邀约到张军教授作为嘉宾，来谈谈他眼中的2020年，以及这一年企业家们的境遇。
“企业家永远不会浪费危机的机会。”在访谈中，张军教授以洞幽烛微的眼光，尝试厘清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波澜壮阔的版图变迁动向，同时为下一阶段我们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供参考。而对话中，张军显示出了对以浙商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们的满满信心。
《浙商》：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经济社会将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和改变？从政策环境及经济发展策略来分析，今年明年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张军：2020年是个特殊而又关键的年份。一方面，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世界带来了一些永久的改变；另一方面，原来我们经济社会中缓慢曲折行进中的一些变化，在这一年非常集中地被催化加速，导致这一年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各国为抗击新冠疫情而广泛采取的封锁和关闭边境措施，使得全球供应链中断，全球经济近乎瘫痪。但全球化道路放缓，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对全球化进程的质疑声浪，并不全是由于疫情而造成的。以美国为例，在疫情之前，制造业“空心化”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对全球化是否能保障其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产生了怀疑。疫情只是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放缓的过程，同时催化了贸易摩擦与分歧。
未来，像过去各国在WTO框架之下达成广泛共识、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可能性降低了。全球化的形式与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本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原来的全球化可能会呈现区域之间加强联合、更为安全和稳定的发展趋势。
当然，未来，中国仍将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由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中国还将帮助纠正全球贸易失衡，从而进一步支持全球化。刺激国内需求的努力将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扩张机会，促进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国应当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这也将帮助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加码，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力。
《浙商》：民营企业家特别是浙商应该如何应对近段时间来的形势变化？他们需要着重关注哪些问题或趋势？
张军：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趋势下，加增关税成为最为简单直接的手段，而这也是对如浙江这样制造业发达、外贸企业林立的地区而言，是影响重大的手段。
但对于企业以及其所在的市场而言，当一条路走不通时，总能找到别的道路。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制造企业开始往东南亚等国进行产业转移，以规避关税所带来的负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倒逼了制造型企业加快结构升级，进一步合理布局产业链，推动完成转型。
当然，光是转移还不行，还要引进来，引进高附加值的项目或产业，引进先进的技术与智慧，这才能实现长足、健康的发展。
我们一直说，危机是把双刃剑，企业家永远不会浪费危机的机会。一方面，危机确实带来了企业生存、经营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家带来了难能可贵的机遇。
《浙商》：您此前预料，接下来经济转型特别快，疫情以后会加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未来，数字化转型还将在哪些方面撼动原来坚固的行业或者经济土壤？
张军：在今年之前，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疫情之后，我们原来数字经济中积累的很多能力再一次爆发了出来，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疫情期间大火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服务等业态，实际上都是早已有所应用的数字经济领域，但伴随着疫情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比如说隔离保护的需求、交通运输管制的需要等等，以上这些数字经济业态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同时，从私域到公域，数字经济正在赋能更广泛的领域，比如说疫情期间数字政务治理的迅速发展、在线医疗对于曾经的疫情重灾区如武汉的支持等等，都体现出了数字经济的活力与能力。可能预见，在这些领域，数字化转型还将长久、持续地发展与壮大。
《浙商》：目前区域融合的大趋势，对于浙江、浙商而言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张军：区域融合应当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提质增效。而其中，长三角一体化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从中国的经济版图和经济地位意义上来看，长三角具有不可替代的辐射带动作用，不仅体量大，还能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对于推动中国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形成具有战略意义。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形成经济上的大上海都市圈，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一体化，不断扩大长三角强大的辐射力。与此同时，公共资源的充分共享应当是下一阶段区域融合的大趋势。比如，未来我们身处浙西小城中的病人是否也能方便地享受到上海一流医院的医疗条件。
与此同时，未来的区域融合一定是优势互补，互相依赖，平等互利的关系。只有如此，区域之间才能合作得更为长久，碰撞出更热烈的火花。
《浙商》：现阶段对于企业家能力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企业需要实现什么样的转变？
张军：我们看到，改革开放至今，一代又一代企业家们总有其时代固有的特色。比如80年代初期，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大多数出身于草根，很多人读书不多，却也闯出了一片山河；而近几年来，创业人群中，专业人士的占比越来越高，他们往往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深厚的专业经历与背景。
近几年来，我们发现，创业家与企业经营者的角色中间还有着明显的区域，创业是一种“从0到1”的能力，这一人群往往具有长远的眼光，敢于割舍，敢于冒险，也敢于负责。而成功的创业者，不一定是成功的企业经营者。反过来也是一样。
另外，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开始注重输出价值观，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些已经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顶端的人群，正在成为构建我们社会精神财富的重要基石。我们知道，社会进步，财富的积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精神财富的创造尤为重要，而这也有赖于更多有理想、有信念的企业家们的努力。
《浙商》：践行“八八战略”，打造“重要窗口”，浙江如何在长三角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
张军：浙江一直以来，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财富积累雄厚，做到了藏富于民。这在打造“重要窗口”的实践中非常可贵，提供了特殊的浙江经验。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共同富裕，这正是浙江正在勾勒的图景。在这期间，浙江的政府在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创新改革中，也提供了大量的优秀样本与经验。在这些前提下，浙江社会治理人人参与建设的良好局面也是重要的典型。
未来，浙江应当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氛围与环境，营造帮助企业健康成长、活力创新的条件，进一步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激发每个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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